楊逵文學紀念館－光影瞬間

　　「有一位編輯問我，最近有沒有寫詩，我說有，天天在寫，不過現在是用鋤頭寫在大地上。」窗外，樹影搖曳，貼在窗上的手稿鑲嵌在藍天白雲裡，光影之間，透光的褐色玻璃裡，藏著作家楊逵的生命軌跡。

　　拾階而上，一步步讀著楊逵的手稿，也閱讀著他的文學信仰，以鐵敲在大地上寫詩的他，始終是默默的園丁，在文學與土地上開墾著，「他喜歡用血汗換來的生活，他喜歡在荒蕪的石頭山上，創造美好的花圃。」每一層階梯，都寫下楊逵為理想執著的精神，「小伙子，大家來賽跑，不為冠軍，不為人上人，老幼相扶持，一路跑上去，跑向自由民主，和平快樂的新樂園。」

一身反骨的陽逵，始終以筆為劍，堅持他的人道主義的理想，「能源在我身，能源在我心，碰壁碰壁，到處碰壁，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，卻未曾凍僵」沿著街梯向上走，通往頂樓的陽台，已無訪客前行，熾熱的豔陽下，刺眼的陽光令人目眩，眼前所見盡像過度曝光的底片，一片靜默的慘白，緊閉的門扉上，「春光關不住」五個大字從褐色玻璃門浮現，透著閃耀的光茫，彷彿是他終其一生的註解。

出生大目降的陽逵，中學畢業後便前往日本留學，在留日期間，他曾從事木工、泥水工、送報夫等工作，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，期間他看到了資本主義下工人們被壓迫的慘象，接受了馬克斯主義的洗禮。回台後，他結識了參與農民運動妻子葉陶，當時從事反抗運動的人被日本人視為土匪，並編有台灣匪志，所以楊逵便特別在葉陶的折扇上題上土匪婆的，成為她的別名。

　　楊逵曾因參加台灣文化會而入獄10次，與妻子在結婚前夕一同被捕，當倆人被鐵練拷在一起時，楊達豁達的笑稱這是一次官費的蜜月旅行。

被釋後，他從事各種體力勞動維持生活，在高雄壽山山麓以砍柴賣柴渡日，這段其間他以〈送報伕〉（日文原題〈新聞配達夫〉）入選東京《文學評論》第二獎，是台灣作家正式進入日本文壇的第一人，往日的工作經歷是他小說創作的來源，〈送報伕〉便是由他本人經驗所轉化而成。但刊登在賴和主編的刊物《台灣新民報》後，卻因內容控訴社會與統治階級遭查禁處分。

其後楊達擔任《台灣文藝》日文編輯，1935年與妻子葉陶另創《台灣新文學》雜誌。皇民化運動推行期間，在台中租地創辦「首陽農園」，以伯夷、叔齊隱居在首陽山不食周粟的精神，自勉寧願餓死也不為敵偽說話，耕讀之中他寫下了〈鵝媽媽出嫁（日文鵝鳥的嫁人）〉的重要作品。也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文友，貧困的物質生活中，他們以花盆為碗，野菜為餚，舉行「野菜宴」來招待文友。

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，希望消弭省籍隔閡的楊逵，在1948年起草「和平宣言」，提出了：「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，人民的愛國熱情，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。我們更相信：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，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，使台灣建設上軌，成個樂園。」

　　這篇向當權者直言進諫的宣言，卻讓陽逵被判綠島囚禁十二年，他曾自我調侃這是他所領過世界上最高的稿費，「我只寫了一篇數百字的文章，就可吃十餘年免費的飯。」

　　堅毅的葉陶一肩挑起養家的重任，在縫衣機前踩踏出一件件衫裙，餵養著嗷嗷待哺的孩子們。出獄後的楊逵在台中大度山開墾，創建了「東海花園」，晚年時他曾希望此處可以開闢成一處文化村，將耕耘過的土地捐出作為文化園區，但這個夢想因經費不足始終未能實現，目前文學地標東海花園卻在中科特定區的都市計畫中，即將變更為殯葬用地。

　　在他的故鄉新化，經由地方文史工作者康文榮長期的推動，與鎮公所的協助之下，終於爭取到文建會「地方文化館計畫」補助，在舊地政事務所籌設「楊逵文學紀念館」。

　　館舍是利用閒置的地政事務所翻修設計而成，展場共分兩大區塊，一樓是「人間楊逵」；二樓則是「文學的楊逵、社會的楊逵」，分別呈現楊逵的生命故事與文學與社會運動上的成就。

一樓展示廳裡以「人間楊逵」為主題，大門後的玻璃窗裡，重現了陽逵昔日的生活空間，呈現了他樸實的生活態度，玻璃上，有著他所寫的自傳，他用著極為平淡的語氣，去敘述波濤洶湧的一生，沒有怨尤，沒有憤怒，只有為理想奉獻的光輝。鐵窗無法囚禁他，物質生活的艱苦也無法摧毀他，他在獄中寫下了〈春光關不住〉這篇作品，之後收入在國中國文課本中，編輯改名為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，也是最早被選錄在教科書的台灣文學，「沉重的水泥塊終究關不住春光，重壓下的玫瑰總能找到小小細縫抽出它的枝條、還長著這麼大一個花苞」，但無論是關不住的春光，還是壓不扁的玫瑰，都是他心靈的寫照。